一方面，在一线城市辛苦打拼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的钱根本带不走，表面上这是由于一线城市的物价房价导致，但实际上一线城市的高物价与高房价中隐含着那些向偏远地区投资基建的部分。
随着 AI 的崛起、零工经济不可避免的成为趋势、大型公司和行业的褪色以及超大城市的主动减量，这种状况正在变得更糟——许多在一线城市打拼的人，发现在一线城市赚的钱不止带不走，甚至连在一线城市继续生活下去都难以维系。
另一方面，通往下级县市的通路似乎一直并不畅通，那里似乎没有年轻人想要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年轻人能够从事的工作。因而下级县市在过去十年花费数以万亿计的完善基础设施反而成为了累赘，不仅没有在地方经济上起到强烈的刺激作用，反而造就了疫情后债务上的积重难返。
我觉得这是一个认知上的问题，是官方和民间认知上都存在的问题。
从官方的角度讲，应当鼓励在大城市成为“失业率”的年轻人去躺平，到鹤岗躺平，到个旧躺平，到双鸭山躺平，到所有通高铁、有 5G、快递可达，硬件基础设施配齐，环境还比北上广深好的地方躺平。
因为从经验来看，人是不可能真的一分钱不花躺平的，一个人也不可能真的什么也不做。齐格蒙·鲍曼早在 1998 年就提出“在现代社会，失业的人最大的困扰是无聊，而非生存问题”。这样，当一部分年轻人去躺平的城市想喝咖啡，就会有另一波年轻人能在那里将咖啡馆开下去。
而从个人角度讲，“没有想要的生活”和“没有想要的工作”虽然是客观的表象，但并不一定真正的困局。
比如，真正喜欢喝咖啡的人和喜欢做咖啡的人，其实都不应当留在上海，毕竟在上海的任何一杯精品咖啡里，售价的 60% 都是房租。而对于通了高铁的所有城市来说，你都可以通过网购，甚至是跨境网购买到与上海同质量的豆子。
因而，让迷茫的人们找到一个基础设施完善的地方，从躺平开始，将兴趣培养成事业，极有可能是年轻人改变命运，经济上改变国运的双重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