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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每当听到中国理论界发生保守派和改革派争论，笔者都会感到有点无聊。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出现过太多的意识形态斗争，包括保守派发动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精神污染”、“反和平演变”，等等。这些政治运动不仅耗费了太多时间和精力，而且干扰了整个社会进步的方向。因此，只要谈到“保守派”或者“左派”，多数人似乎都有天生的反感。
但是，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迁，所谓的保守派与改革派似乎正在易位。除了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出现过短暂的停顿之外，中国的改革大潮已经气势磅礴地持续了30年。既定的发展模式虽然造就了空前的经济繁荣，但同时也在社会层面制造了两个相互对立的阶层：一是财雄势大的官商利益同盟，二是无权无势的庞大弱势群体。
官商利益同盟是现有发展模式的主导者，貌似改革，实为保守，因为他们是长达30年的既得利益者，需要维持现状；而庞大的弱势群体虽然从既定发展模式中获得了一些利益，但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平等与公正，无力维护自己的权益，更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利。他们反对某些不利于多数人的改革措施，貌似保守，实质上是不满现状，要求真正合理的改革。
代表民众利益的声音太小
因此，要辨别谁是“改革派”，谁是“保守派”，人们的眼光不能停留于90年代之前的特殊政治环境。除了确实还有少数人在意识形态上抱残守缺之外，对那些针对现实问题而提出尖锐批评，对现有治国思想、大政方针和发展方向提出不同主张的人，都不应歧视性地予以污名化，不应上纲上线地贴上某种不恰当的政治标签。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不仅需要改革派，也需要保守派。两者从不同的角度看待现实问题和未来方向，所得出的结论尽管不同，但却能相互补充，相互纠正。可是，由于上述历史原因，保守派往往被很多人有意或无意地妖魔化。
实际上，在无情和疯狂的市场经济变得像脱缰野马之际，在权贵阶层垄断了各种政治和经济资源的时候，中国应该有更多的保守派或者所谓的“新左派”，站出来替大多数民众说话。遗憾的是，在目前依然狭窄的言论空间里，他们的声音不是太大，而是太小。
古今中外，历史的演进都会呈现出周期现象。就如同钟摆一样，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方向都不能长期停留在一个方向，到了临界点之后就必须有折回的能力。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认为，两党政治使美国历史每隔12年就出现一个周期，钟摆的一端是保守主义，另一端自由主义；一端偏重少数人的权利，另一端是关心多数人的疾苦。前后周期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地相互否定，而是在延续政策的前提下进行调整和纠正。如此往复循环，美国社会才得以沿着螺旋式轨迹不断提升。
以亚当斯的“12年周期”来看当代中国，似乎并不完全适用。中国改革开放从1978年前后开始，到1990年前后应该是“更新换代”的转折契机。但由于1989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历史机遇错失，使得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方向未能得到调整和修正，一直在重复中持续到今天。这就是中国发展模式陷入瓶颈状态的主要原因。而中国没有两党政治体制，没有政党轮替之说，也使得“12年周期”难以出现。
“十七大”将开启新周期
但是，任何一个体制毕竟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以中国传统的观念看，凡30年时间就为“一代”，接下来就是一个新的成长周期。从1949年到1978年，时间将近30年；从1978年算起，到2008年，时间长度正好是30年。也就是说，在长达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都一直停滞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初始状态，来不及深刻反思和全面总结，结果使各种问题堆积如山。贫富差距、政治腐败、官民冲突、道德沦丧、价值观混乱、社会严重缺乏诚信、权贵阶层凌驾于法律之上、少数人控制着国家的大部分财富等等，这些现象已经到了现有政治体制所无法承受的极限。
可是，仅仅靠现有的体制就足以纠偏吗？从过去30年的事实看，由于权力不受约束，或者受到腐蚀，中国执政党自我纠偏的能力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尤其是当权贵集团企图挟持现有体制和权力机关的时候，这种能力就更显得捉襟见肘。
中共目前正在筹备“十七大”，而历史的“钟摆”正好到了必须转折的临界点。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契机，假若再次错过，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文明还将原地踏步，甚至会出现倒退。
因此，面对新的发展周期的到来，执政党应该首先考虑的，就是逐步扩大言论空间，拥抱民主政治，确保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工阶层有不可剥夺的话语权，让有别于权贵阶层的所谓保守派或“新左派”也有发表政见的正常渠道。只有善于借助舆论的力量，赢得人民的支持，执政者才更能顺应时势，将过去多年所出现的巨大偏差予以彻底纠正。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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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21 18: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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