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背景，或者练习曲?
我大姐的不幸与她的美丽一样与生俱来
作者：雷立刚
我大姐的不幸与她的美丽一样与生俱来，而那与生俱来的美丽中，又透着与生俱来的忧郁。那是一种可以令铁打的汉子柔肠寸断的忧郁，自她那迷蒙的淡褐色大眼睛里雾一般漫出，无声无息地弥漫于你整个心房。大姐命苦，这是她生下之前就被决定了的，由不得她自己选择。
大姐出生在61年春天。我爸爸不太喜欢大姐，我爸封建，他是农民的儿子，虽然后来考上乌鲁木齐铁道学院，毕业后当了一个铁路上的技术员，但依然改不了重男轻女的小农思想。当他得知自己老婆快生产了，在千里之外的铁路工地上找到附近一个解放前算命很准的先生，偷偷摸摸算了一卦。算命先生是个瞎子，摇头晃脑，念念有辞。他掐着手指对我爸说，“你有福了，是个儿”。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在有了继承香火的人，我爸高兴得眉飞色舞，特意请了个假从工地上赶回我们仙槎小镇。然而，孩子一生出来，居然是个丫头。我爸经历了由希望到失望的全过程，好几天都自言自语个不停：“毛主席这破四旧还确实厉害，硬是把个伢子破成了妹子。”后来很长时间，我爸一直固执地把我大姐喊作“变妹”，很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这个“变妹”在娘肚子里就得了一种怪病，很小的时候动不动就喊心口难受。最初，我妈以为是孩子撒娇，没特别在意，况且一开始也并不明显，但到了我大姐5岁之后，我妈慢慢发现她和别的儿童不一样，她不能够大哭大叫甚至过于剧烈地喘气的，也不能像其他小孩那样欢快地没命地跑啊跳啊，一剧烈喘气，或跑得快点久点，心窝子就疼。于是，67年，我爸回来探亲时，我妈就让我爸把大姐带到长沙医院里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令人忧虑的，我大姐得的是一种叫作“先天性心脏病”的危险疾病，也就是心脏里比正常人少了两片瓣膜，那瓣膜是心脏供血所必须的，没有瓣膜心脏里的血液很容易倒流，整个人体的血液循环都成了问题，这种病在那个年代是绝症，得病的孩子最多只能活到二十五六岁左右，他们的不幸随着他们的生命一起来到人间，无可选择也无可避免。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说我大姐的不幸是与生俱来的了。没办法，命运从来就对不同的人展露着不同的笑容，她对有些人是媚笑，对有些人是微笑，对有些人是狞笑，对有些人则是皮笑肉不笑。
提起命运，我想说说闷罐车。
不知道你坐过闷罐车没有，我坐过很多次。当我高三毕业没考上大学的时候，由于成都的高中大多不办补习班，我便到成都以北的德阳一中读补习班。那时候是91年，正是民工流动最频繁，铁路运输最紧的时期，短途客车常常用闷罐车载人。
那时候，每个周末，为了回到成都和苏荔儿幽会，我总是在宝成铁路上这段60公里的路线里来回往返。
每次我坐在闷罐车里，其实心里都有几分欣喜。灰暗的闷罐车，沙丁鱼一样的人，高高的小窗户上一晃而过的云，跳跃的汽笛跨过小孩捂着耳朵的双手……这些都和平时坐的客车不一样，不一样的东西总让人兴奋。闷罐车是我的兴奋剂。我在铁路线上奔跑，我跑向我的爱情。那时候，我不知道，我也正在跑向我的妖精。
和妖精相爱是危险的，这是很久之后我才明白的道理，2000年，我四处寻找苏荔儿，在那年上海艺术双年展上，我看到一幅油画，画中是一个孤独的杂耍艺人，在大片的黑色的背景中，口里正喷出火焰。火焰像蛇一样妖娆，邪异而风情万种。然而在火焰的后面，喷火的艺人孤独并且落寞，这种落寞因火焰的万般风情而尤其令人揪心，那是一种可以将心撕成玫瑰花瓣般碎片的纠缠撕扯。那一刻，我陡然明白，和妖精相爱的危险在于不管开始如何美丽，结局却终究如同散落一地的花瓣碎片。
那时候，我不知道，命运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事先让你有所察觉，而总是在事后才让你幡然醒悟。命运就像闷罐车一样，把什么都捂着，让你在有些欣喜和期待中，慢慢地被捂紧，直到喘不过气来。
后来我想，我的闷罐车一开始就坐错了，我所有的过错，是不该坐向通往苏荔儿的闷罐车，这个错误的根源之一，又在于我二哥先坐错了车，他不该坐通往苏荔儿母亲的那趟闷罐车。
只是当时，我们坐在闷罐车里，却一无所知。闷罐车的窗户太高，除了天上的云，我们看不到路边的风景。
我二哥廉明是63年出生的，他从小就是一个很听话很喜欢做好事的孩子，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向雷锋叔叔学习”，他确实也是这么做的。从念小学一年级开始，他就每天帮老师擦桌子，帮同学扫地，在学校里，他年年都是三好学生，我记忆中，从小到大，他好像没有一年不是三好。
不仅是在学校，在家里他也同样抢着做活儿。因为大姐有病，所以二哥很早就担当了妈妈的小帮手。而且，我二哥很善良，有一天，他放学回到家里，小着声音问，妈妈，家里的饭咱们吃了还能剩得出一点吗？
我妈说，怎么了？
我二哥说，妈，我知道家里肯定也没多少饭，但我们班上有个农村的同学都两天没吃东西了，妈妈，他太可怜了，我们让她来家里吃饭吧，好吗？
我妈妈怔怔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小小的孩儿，有些不安地正看着他母亲，却又那么倔强，那么想帮她的同学，这是一个真正纯良的孩子啊。
然而好人往往会坐错闷罐车，而一旦坐错就往往没有好下场。我二哥后来居然进了监狱。出狱后他没有找到正式工作，在广西南宁市沙亭街上当了一个卖水果的小个体户。并不是像很多小说中描述的那般早期的个体户都发了大财，我二哥做个体的资历也够深的了，但现在依然只是个小个体户。
原因可能在于我二哥不专心于他的本职工作，他总是一边卖水果一边捧着英文书看，却又从来没有发表过片纸只字，所以周围的人都觉得他很奇怪，大家喜欢观赏怪人，却不喜欢买怪人的水果，可能是害怕那些水果会把迂腐的怪癖传染给自己。何况看久了怪人就连观赏价值也失去了，所以我二哥的生意一直不好，所以他始终发不了财。
如果我二哥不进监狱，他的生活很可能完全不同，至少不会像现在那么潦倒。那么，他是怎么进监狱的呢？说了你也未必会信，因为强奸罪。那是80年代早期的事情了，是后话，我们先说我三哥。
65年的时候我三哥出世了，他一生出来就像个混世魔王。哭声异常嘹亮。三哥叫廉勇，我父母后来老是为给他取了这样一个名字懊悔，其实，即便我三哥不叫廉勇，他也同样好勇斗狠。
我三哥有女人缘，他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个“女朋友”，那是个名叫小玉的女孩。60年代中期是个出生率的高峰期。在仙槎镇中学，有很多与我三哥他们大致同龄的教师们的孩子。其中笑起来特别甜的一个就是小玉，她是另外一个教师的女儿，和我三哥同岁。
我三哥和小玉算是青梅竹马了，他们几乎只相差几天先后来到世间，他们都在大哭不止中担当了婴儿的角色，他们吃奶，间断性地犯病，那种婴儿们不可避免的疾病断断续续地来和他们捉迷藏。他们满周岁的时候都抓周，我三哥抓到的是一把削笔小刀，小玉抓到的是一支笔。大人们都笑了起来。他们说你们可真有缘分啊，以后都是玩笔头子的。
事实证明当初大人们都太善意了，我三哥抓到的那把刀后来不是用来削铅笔，而是在他成年后变做了匕首，用来杀人。
每个成年人其实都是从小孩子长起来的，但奇怪的是，一旦成年，往往就把自己做小孩子时那些隐秘的心思有意无意地忘记了，用成年人的思维想当然地理解小孩。而有的成年人又总觉得小孩很简单，像露珠一样透明，但实际上呢？其实每个小孩都有很多小小的心计，我们当初难道不是这样吗？只是我们现在已经成年，我们把幼年时期的我们忘记了。
而实际上，幼年时期的人与事，可能影响你一生。
三哥在成年之后爱上了一个名叫夏嘉的女子，夏嘉长得并不是特别漂亮，至少不比我三哥曾经耍过的许多女人漂亮。但我三哥却真心喜欢上了夏嘉。有一次，三哥偶然想起什么似的跟我说，夏嘉很像他童年时的一个小女伴小玉。
三哥还告诉我，71夏天，有一次他想吃西瓜，那年他已经6岁了，他走到镇上，试探性地问卖瓜人：你这瓜是给哪个吃的？卖瓜人没有像我妈妈那么说，我这瓜是给宝宝你吃的——卖瓜人看了看眼前这小孩，断定他身上一个子儿都没有，于是他笑了一下，说，我这瓜是给自己吃的。
我三哥嘴馋，他多么想吃西瓜啊，可那时，我们家经济状况非常拮据，我妈妈月工资只有25元，而且那个年月不像现在这样工资年年增长，整整十多年，他们都没有涨一分钱工资。我爸在铁路上，工资高点，但也只有31元。而且，我爸是那种很粗心的男人，不大懂得体贴女人，他每个月只寄回家10元，并且其中的6元是给我奶奶的。这就意味着我妈妈每月只能用29元养六个孩子。可想而知，即便物价很低，依然捉襟见肘。根本连西瓜都买不起。
所以，当时我三哥只能望着西瓜流口水。就在那时，小玉的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了起来：“我家里有西瓜，你来吃一点吧。”
那是我三哥童年听到的如同天使发出的声音，他一生都忘不了的声音。
小玉牵着我三哥的手，在一种很温暖的手与手相牵中，他们一起偷偷摸摸溜进她家的厨房，她从碗柜里拿出一小半个西瓜，他们本来只打算切薄薄的一片，但他们力气太小，在切的时候，没有按稳，西瓜一下子摔在了地上，碎成了无数瓣。你赶快走，你赶快走……小玉将我三哥从后门推了出去。我三哥没有走远，他担心小玉，他绕了一小圈又回来，贴在她家厨房外面的墙下。他听到了小玉的妈妈打她的声音，还有小玉的哭泣声，她说，妈妈，别打了，都怪我嘴馋，我以后再也不偷偷吃西瓜了……
许多年后，我三哥说，他至今还是记得小玉被家人打时的哭叫，那声音稚嫩而可怜，仅仅因为半个西瓜，这在如今，是多么难以想象。
我四姐廉洁是68年出生的。四姐从小比较淘气，当她6岁之后，多少有了点力气，喜欢站在教室门口用手指去戳别人，如果被戳的是脾气好的学生或者我妈妈班上的学生，倒也没什么事情，但如果她不小心戳到的是其他那些学生，那就会在脑门上吃一个“栗子”。我们那个小镇的人喜欢用手指弹别人的脑门，叫做“吃栗子”。
每次我四姐吃了“栗子”就要哭。她从小爱哭。我妈说，女孩子从小就不要哭，否则后面有的是你哭的时候。
我妈这句话不幸也被应验了。
有时候我觉得我妈像个哲人，虽然她仅仅是个中学教师。
我想说，我妈真的挺伟大的。我这么说，不仅仅因为我是她儿子，尽管每个儿子都觉得自己的母亲伟大，肯定都有夸张的成分，这我知道，但我还是要很客观很公正地说，我妈她确实是伟大。
在她的子女们身上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她居然都挺过来了，有时我想，假如换了是我，我肯定挺不过来。有时候我实在想不通我妈怎么会这么坚强，我妈有一天说，假如有个麻雀，她有六个孩子，除非六个全都没了，否则，只要还剩一个，她都要为了那一个孩子撑下去。
“你还没小孩，等你哪天有小孩了，你就知道了。”我妈说。
“那也不一定，不是说男人永远不可能像女人那么爱自己的小孩吗？我又不是女的，我可能做不到像你那样爱孩子。”我说。
我妈笑了一下，没说什么。那是2002年的事情了，那时我刚从北京回到成都，那时候，苏荔儿已经死去，我也已经快死了，但我妈妈还不知道。我是最后来看看她，然后我就会永久性地离开。不过我妈他们都以为我要到美国的宾西法尼亚大学念书去了，我在北京海淀图书城附近买了张假的宾西法尼亚大学录取通知书给我妈他们看。他们高兴得很，这样很好，我可以在他们的喜悦中远离他们，而不给他们增添新的悲伤。
那一次，我第一次很仔细很仔细地打量我妈，心想，我妈怎么这么老了，如果我们姐弟几个少给她一些烦恼，她会不会老得慢一点点？
我妈的六个子女中，惟一没给她惹太大麻烦的是我五哥廉桥，但我五哥承受的心理的苦痛可能最多。
五哥是70年生的，从小多病。那时家里本来就缺钱，五哥频繁的疾病如同雪上加霜，使我们家总是为钱所困。在我们姐弟几个的记忆中，我们的童年就一直生活在“钱用完了”的恐慌中。每月，我妈拿到工资，第一件事就是还钱，还上个月借的钱，然后捏着剩下的一点点钱精打细算，仿佛要把分币都捏出水来。有时候，眼看着一个月即将打发过去，发工资的日子马上就要到来，全家人刚要松一口气，有些欣慰地想，这个月总算不用求别人借钱了，求人借钱难开口啊——刚这么想着，我那个可恶的五哥就会突然袭来一场高烧，于是我妈只好再小心翼翼地赔着笑脸四处找人借钱。
我五哥童年时期总共有六次烧到了肺炎的地步。另外他在1975年冬天还得了一场奇怪的大病，正是这场怪病最终影响了他的一生。
阿陶就是被3岁的我戏弄的女初中生
那年冬天，雪特别大，操场上积到了人的膝盖那么厚，连小镇通往县上的交通都基本上被雪堵塞。而那时，一个下午，完全没有任何预兆，我五哥突然昏迷不醒，并且伴着高烧。我妈将五哥抱到镇医院，赤脚医生们统统束手无策。那年头，镇上全是赤脚医生，他们都是在医学速成班上培训出来的根红苗正的年轻人，统一叫做“赤脚医生”。很多老医生都是
知识分子，是牛鬼蛇神，早被扫出了关乎人命的医院重地，“赤脚医生”虽然没有老医生那么经验丰富，但他们都是从“赤脚”的贫苦农民里挑选出来的，有“阶级立场”，不会危害人民的健康，是最信得过的。但“赤脚医生”在业务上根本就顶不上用。
我妈决定带五哥到县医院去，班车已经不通好些天了，惟一的办法是背着儿子走到县里去，在那样的大雪天，起码深夜才能走到县上，时间同样也耽误了，何况县医院也全是水平类似的赤脚医生啊，该怎么办呢？眼看着孩子已经奄奄一息，我妈急得“扑通”一声就朝着北方，也就是天安门的方向，跪在了医院坝子里的雪地上。
就在那时候，我妈突然听到一个苍老而平静的声音：“你……信的过我吗？”我妈抬头看去，是那个给镇医院扫地的老人，说实话，她经常为了儿子来医院，所以经常碰到这老人，但她以前并没有仔细注意过这个孤苦的勤杂工，只听说他是从省上大医院里被弄下来劳动改造的，镇上的人都不大敢搭理他。此刻，他正拄着一个铲雪的铁锹，站在3米开外。
我妈说：“信的过，我一看你的样子，就信的过。”
老人又说：“我，是个右派，你……不怕我害你？”
我妈说：“不怕，一个人是不是好人，看眼睛就知道。”
老人于是说，你这孩子得的病，我一生中只见过两例，一例就是你这孩子，另一例已经是解放前好多年之前的事了。这病，《本草纲目》上说过，病因不详，但疗法只有一个，我给你开个草药单子，药很简单，只是用药比例通常人不能理解，你要信的过我，就按单子抓三副中药，这三副药吃完了，应该就可以了，你如果还继续抓三副，当然也可以。老人翕动的眼皮，语气依然平静中透着漠然。可是，孩子已经吃不下东西了，喝水都要吐出来。我妈说。
你既然说信的过我，就按我说的去做吧，你马上抓好药，立即回去熬，熬好之后就一刻不停地给小孩喂，他不停地吐，你就不停地喂，总能有一点药水进胃里去的。到今晚十二点，如果他能说话的话，那就问题不大了，如果他想拉尿了的话，那就肯定没问题了。
说着，老人扭转身，继续铲雪，铲了两下，他突然又抬起头，说，书上记录过，吃了这剂药，就会“缩阳”，长大后，那个……男人那个事儿……可能就会有问题了，但这是保命惟一的办法，你……要有思想准备啊……
我知道，现在轮到说我了。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廉泊，这你已经知道了。我是73年生的，双子座，B型血。
除此之外，我觉得我没什么可说的。
当然，后来很多人都说我比较“有性格”，那是我二十多岁后的事情了。我暂且不说，我想先给你再多说几句我故乡那些闲人的阴暗面。
在我的故乡，漫山遍野地流传着美丽动人而又阴郁伤感的鬼怪传说。资水轻飘飘地划过故乡的原野，浪花温柔地触摸河岸，诉说着每一个屈死于水中的灵魂，都会在月色如水的深夜里唱歌。而故乡小镇里无聊的闲人，除了热衷于相互散布一个比一个更耸人听闻的传说之外，还有着在月夜里装鬼吓人的传统怪癖。即便只从清末算起，在故乡小镇西侧的百年坟场中，被吓死的赶夜路的异乡人，也绝对不下十数个。
我妈教书的小镇中学，一边是小镇的边缘，另一边就是那个坟场。时常有游手好闲的浪荡子，躲在学校西边墙头下装鬼叫，吓那些就宿于靠近西墙的女生宿舍里胆小的女中学生。
1979年寒假过后，只有少数几个准备考大学而家里条件又不宜学习的高三女生，还留在宿舍过夜。那年冬天，照例下了几场大雪，当日子一天天靠近春节时，留校的女生也就一个个回家去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名叫阿陶的农家女孩，还留在空寂寒冷的集体宿舍。
阿陶就是1976年被3岁的我戏弄的那个女初中生。三年后的她已经年满19，毫无疑问地比读初三时更加丰满，如同一枚熟透了的草莓般饱满红润，有意无意间，将小镇中学里猫一样窜上跳下的男生，弄得口干舌燥。相对于那些可怜的男生来说，我要幸运得多，因为阿陶读高中后，我母亲就一直是她的班主任，所以我常能坐在这个艳丽的女孩儿丰腴的大腿上，恶作剧地扯她那长长地悬在胸前的麻花辫子。
1979年春节前几天的夜里，一场大雪下得正酣，阿陶轻轻敲开我家的房门。她说，女生宿舍里就她一人，而墙外却时不时传来浪荡子轻薄的笑声，以及他们装出的凄厉的鬼叫。她央求班主任让一个孩子去陪她，只要这一晚，她明早就回家。“真的，就一个晚上……我，我实在挺害怕的……”她说。我妈作为一个女人，完全理解这个女孩儿的恐惧，想也没想，便让我陪阿陶回宿舍。
事隔多年，当我临死去前，我才发觉，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连环套，环环相扣，使你别无选择地一步步走向某个结局。而在这错综复杂的连环套的始端，却常常只是一件偶然的小事。
临近死去的时候，我住在北京亮马河附近靠近南十里居的地方，那是我最初和苏荔儿同居的地方。我在11岁或者更早就爱上了苏荔儿，但直到1999年26岁时才与苏荔儿住在一起，我们只同居了很短一段时间，就住在亮马河附近，所以那个地方是我一生最温馨的地方。我们住的那地方比较偏僻，房租相对便宜。沿着河堤，有许多高大的柳树，还有一些漂亮的白杨，在季节合适的时候，从它们底下穿行，可以踩到厚厚的落叶。因为目睹了太多的人生的偶然，我经常用虚幻的眼光看那些落叶，分不清它们是真正的树叶，还是造物主为了一场从古到今的盛大魔术所搭建的纸做的风景。每一片叶子为什么会飘零在这里而不是彼处？除了归因于偶然，还能找到什么更合适的解释？
记忆再度回到1979年冬天，我清楚地记得，母亲一边看着窗外飘飞的大雪，一边随手指了指我：“小泊，你是男孩子，胆子大，陪阿陶姐姐去。”
宽阔的操场盖满了月光下莹白的积雪，阿陶柔若无骨的手牵着快7岁的我，踩过厚厚的雪地，在空旷的操场上留下一深一浅的黑色脚印。我们在时起时伏的“鬼叫”声中走到了女生宿舍门前。我最后回望了一眼刚刚横穿而过的操场，月光正如水一般漫过雪地，流动着眩目的银光。这时，阿陶回过头来，对我笑了笑，月光在那一瞬间清清爽爽地从她脸上荡漾开来。那一刻的阿陶异常清晰地印在我的脑中，多年以后，我回忆起月色下她那如花的笑靥，依然感到一种袭人的妩媚。
阿陶在煤油灯颤栗的橘黄色光晕里，一件件脱去层层的冬衣，露出越来越起伏的少女的躯体。在透过窗缝隐约传来的浪荡子轻薄的笑声中，阿陶搂紧了我，一起蜷缩在冰凉的被窝里。很快，我便进入了梦乡。
半夜，我被冷醒。我从被窝里探出头来，偌大的宿舍里出奇的寂静，惟有月光正从窗口汩汩地淌进来，流过我们的小床。阿陶熟睡的脸庞在光影里惊人的秀丽。被子真薄，比我家里盖的薄多了。我冷，冷得连胃都饿了起来。于是我缩回脑袋，埋进阿陶丰盈的怀里，这样可以暖和一些。我的脸轻轻地挤住了女孩儿温软的前胸，两朵细腻的浪花在我脸颊上绽放开来。我知道那是什么，因为直到4岁，我才断奶。这一刻，我高兴极了，快7岁的小孩，是不可能知道，少女的乳房，是流不出乳汁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撩起阿陶的内衣，径直捉住一只光洁的奶子，一口含住那葡萄般的乳头，滋滋有味地吸吮起来。吮了好一阵子，奶，虽然没出来一滴，奶头，却越来越硬越来越烫了。我听到少女那压抑的喘息，仿佛一列由远到近的火车，正缓缓滑过静夜里的铁路。我感到她曾试图将我的脸推开，但最后却反而把我的头搂得更紧。后来，她捧住了我的脸，在坚挺的双乳上磨来磨去……当她的喘息渐渐变成呻吟时，阿陶突然像变了个人一般，猛地踢开了被子。
1979年冬天，我还丝毫不明白性这个东西，所以那时的阿陶实在把我吓坏了。其实，直到现在，我也还是不太明白性的本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很喜欢看电视里的动物世界，曾经看过这么一部记录片，关于美洲一种美丽的蝴蝶。它们一出生，第一件事就是吃掉自己的破卵而出剩下的卵膜，然后立即一刻不停地吃树叶，连排泄时也在吃着，一分一秒也不浪费。很快，它们就变成了茧，七天后，它们化蛹为蝶。然后一刻不停地由美洲北部飞到南部，因为它们必须在南部交尾。而那时，天气总是开始变冷，空气寒流自北而下，它们必须和寒流赛跑，稍微慢一点，就会被冻死。那些运气好的蝴蝶终于飞到了南方，自由地交配，我很好奇，它们的交配有什么样的快感？有几分钟或几秒钟的快感？蝴蝶中若有性无能分子——那它这一趟万里长征岂非白费功夫？从它们整个生命里程看，它们的觅食和远征都只要一个目的，那就是交配，而它们交配的目的其实在于延续它们的种群。此刻，它们的个体完全是延续种群的一个机器，个体的生命或自由其实是多么荒诞。
由于它们生命的短暂，我们人类得以在很短的时间里目睹了它们数代蝴蝶的历程。我们看见它们每一代蝴蝶其实都是类似的，于是我们发现了它们个体生命的荒诞与微小。而对于我们人类自己，我们却在意得很，但是，如果有另外一种生物，它的生命是人类的数百数千倍甚至数万倍的话，它目睹一代又一代的人类，在它的眼里，或许我们每一代人其实是多么类似，尽管所谓社会制度在不断变化，可人心中的那些欲望究竟有多大区别？我们今天的痛苦感觉或许五百年前的另一个人完全经历过，我们今天的愉快感觉或许与五千年前的一个祖先偶尔捕到一条大鱼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自以为自己很贵重，其实我们也只是蝴蝶般的一个机器，延续种群的机器。而性，或许就是这机器的润滑油而已。
然而，在此基础上继续胡思乱想下去，就会发现造物主极度的残酷阴毒。你看，它既要那些蝴蝶为交配而不懈努力，又偏偏不让那些蝴蝶轻松地交配，它非让它们跑几千里，到南方才能交配，还要适时地让寒流袭击而来，像追击流寇一样，让蝴蝶们惊恐不安。太残忍了，它为何不让这些蝴蝶就地交配呢？再看造物主对我们人类的手段，何尝比对这些蝴蝶温柔半分？性带给人的快乐，较之于它带给人的苦涩，究竟哪样更多？
1979年冬天使我从此对性感到缺乏安全。那永远是一幅游浮于我记忆中的混沌画面。19岁的美丽少女飞一般脱去一个小男孩的衣裤，然后狠狠碾压上去，这对于小男孩来说，绝对是一个无法消受的游戏。小男孩的好奇迅速转化为巨大的恐惧，他以为她疯了。他一次次请求她盖上被子，因为他冷，然而无济于事。这时，更大的痛苦取代了寒冷——于是，他不得不伸出手，护住自己。在一片模糊中，他的手指触及了一片滑腻，仿佛是湿润河谷中一条极滑的铁路，导引着他的拇指，像列车穿入涵洞一般，命中注定似的刺入。紧接着，小男孩听到一声痛苦的呻吟，身上的少女剧烈地颤抖了一下，悄然无声地滑了下去……
我觉得好像一块巨石从身上移开，刹时轻松了许多，于是我又甜甜睡着了。当我再度醒来时，天已大亮，阿陶早已离去。我为她的不辞而别颇感不悦，但很快我又饿了，饥饿使我顾不得其他，匆匆穿好衣服，走出宿舍。
积雪依然很厚，当我好不容易走近家门时，才莫名其妙地发现，自己右手拇指上，竟有几缕殷红。我惊异地看了看，想不出个所以然，只好顺手抓了把雪，擦了擦，大拇指又重新干干净净了。
是的，我当时的确什么也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些红色对一个农家女孩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自己造了怎样的孽。直到1988年夏天我才逐渐明白了那些。
那年夏天，偷偷看过几场三级片后，我有了第一次梦遗。在那个漫长而又短暂的梦里，我与一个丰满的少女紧紧相拥。梦中的月光水一般淌过女孩如花的笑靥，妩媚袭人而来。在那亢奋的瞬间，仿佛有一列火车沉重地碾过我灵魂，令我猛然惊醒。命运的闪电割开记忆的深谷，提醒我，梦中的女子，正是那被我遗忘了九年的阿陶。我陡然明白，自己在1979年冬天，犯下了怎样的过错！原来我早已不再无辜，早已伤害了一个处女的完美。我还曾那么残忍地烫死过蚂蚁，捏死过蝴蝶；还曾那么冷漠地歧视过弱小，敷衍过乞丐；还曾经，那么势利地，巴结过强者，即便我还只是个孩子……那些我曾以为满是童趣的天真，竟处处充斥着人类自私的本性！
此后，每一个寒冷的静夜，只要有如水的月光，我都会被一种恐怖的梦魇吞噬。我总梦见一个少女，鲜血淋淋地压在我身上哭泣，流着血红的泪滴；而那时，在梦境与夜色的边缘，沿着无尽虚幻的铁路，总有一列形象模糊的火车，滑过我潮湿的大脑皮层，火车里，每一节车厢都灯火通明，每一节车厢却又都空无一人……我预感，可能会有什么不测，将因此发生。但我怎么也没想到，幼年的这个错误，会那么深地切入我的生命，像一个巨大的报应，在1992年陡然横亘在我和苏荔儿之间，将我们的初恋彻底撕裂。而这初恋的失败，又导致了我和苏荔儿感情的无数波折，乃至造成了我和她最终的悲凉结局。
关于苏荔儿的故事，我们也得以后再讲。现在还是回到1980年。
1980年夏，我爸终于想尽办法，将我妈调动到了铁路系统，结束了他们夫妻之间长达16年的两地分居生活。
六七十年代不像现在，那时候想要跨省跨行业调动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我爸一直在想办法，直到1980年才终于如愿以偿，一方面，那时单位对人身的约束力稍微松动了一些，另一方面，我爸是个工作很努力的人，那时候他已经是工程师，资历深了一些，跑调动多了些筹码。
虽然为了调动准备了很久，但离开的时刻终于到来时，我们全家人依然惶惑不安，我们将为数不多的家具清理了又清理，将远亲近邻走访了再走访，即将放暑假的时候，我妈上完最后一堂课，然后随着我爸，带着我们姐弟五个，告别了故乡。为什么是五个呢？因为当时我四姐正好得病了，加上她和奶奶特别亲，奶奶也希望能留个孩子在老家陪着她，所以我爸妈就让四姐留在了老家。
我记得，我们是由一辆破旧不堪的农用汽车驮着离开了仙槎镇的，同时这汽车还驮着我们的全副家当，尽管我妈一再说：“呀，怎么这么多东西要运，真是叫化子搬家都有一箩筐啊，怕是装不下吧？”但实际上，小小的农用车不仅装下了所有的家具，还轻松地把人也都装下了，然后一颠一簸地沿着通往县城的凹凸不平的马路，离开古旧的学校，离开那个糟糕的仙槎镇。
永别了，我糟糕的童年。
我大姐的妖精
作者：雷立刚
我们全家离开湖南之后，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广西柳州地区的来宾县。我们姐弟几个都在来宾铁路学校上学。
我爸所在的筑路局叫铁八局，即铁道部第八工程局。事实上，铁路系统可以分为两大
块，一大块是诸如“成都铁路局”，“柳州铁路局”等地方局，主要负责一定区域内铁路的运输和管理经营。另一大块是铁路工程局，从铁一局一直排到铁二十八局，它们从事铁路修筑，常年在荒山野地里修建新的铁路干线，每修好一条新线，很快就会整个单位迁徙到另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修建另一条国家计划的铁路线。他们大致的搬迁周期是两年左右，比同样流动性质的石油勘探队在一个地方的停留时间长，比另一个流动性质的水利建设工程单位滞留时间短，他们像游牧民族似的在这辽阔的国土上漂移，听起来很浪漫，实际上很辛苦。
铁八局的局机关在四川的成都，但其所属许多工程队遍布全国各地。1980年，国家正在上马从枝城到黎塘的铁路线，其中柳州境内的那一段由铁八局修筑，细分下去，我爸所在的二处九大队修的是来宾县内的一段，他们驻扎在县城郊外3公里红水河附近的荒野上，搭建起那种可以拆卸的平房，全大队连职工带家属，共计约四五百人，数百口铁路工人的活动平房一线排开，浩浩荡荡，如同当年骑兵的大营，倒也蔚为大观。
广西人口密度不高，在1980年，甚至有地广人稀之感。来宾境内的土地是那种赭红的颜色，一出县城，便可以看到延绵无尽的甘蔗林，在一大片甘蔗林与另一大片甘蔗林之间，往往是宽达七八百米的荒野。人少，谁也不去开垦，长着青翠细密的草，草像地毯一样，平铺得很远很远。说实话，我很喜欢那里，整个1980年，我们过得平静而安详。然而，到了1981年，事情却开始变化了。
1981年春天，我大姐迷蒙的眼神雾一般漫过窗外旷野上新修的铁路线，脸上浮现了从未有过的潮红。那时，我们家迁出故乡已经一年了。在红水河旁，我们的筑路队正加紧修筑一条通往湛江的铁路复线。只要推开我家的后窗，便可以看到红褐色的土地上，浮着一条尚未完全竣工的新线，悠悠远远地直伸天边。
我大姐在窗前凝视着旷野上的铁路线时，常常会用她那白皙修长的手指，轻轻地敲打窗棂，发出雨打芭蕉般的轻响。那时，我喜欢坐在大姐背后的小板凳上，注视着她那亭亭玉立的身影，注视着她那瀑布般流淌的长发。大姐是那么清丽，像荷花一般在这尘世中一尘不染。然而，正是我这荷花般的大姐，在那个春季的尾声中，追随着春天的背影，安详地乘着红水河的波涛，永远地漂离出我的视线。
81年初冬，故乡亲友的来信中，纷纷描述了一件令人惊异的怪事。他们用震惊的语气告诉我们，那年深秋，故乡小镇在每一个月色如水的深夜，都会浮现我大姐颀长的身影。她悄无声息地走过长长的夜巷，目光像月色一般迷离。我二哥的一个老同学甚至一口咬定，他亲眼目睹了我大姐的魂灵，他看见她在小镇中学幽深悠长的走廊里，躲迷藏般一会儿从一根石柱后面闪出，一会儿又闪到另一根石柱后面，雪白的衣裙飘飞如仙。他们都说，廉春一定死得冤啊，她的魂都还没有瞑目啊。
81年初春的一个黄昏，红水河畔，我独个儿在工程队驻地后面的铁路新线旁采集一种好看的野花。我至今都记得那种被当地人称作五星草的花儿，它们像丁香一样小小的一朵，总是五朵五朵地开成一小束，色彩是夺目的艳丽，味道却是淡淡的芬芳。由于花儿漂亮，采的人太多，连荒僻的铁路新线旁，也所剩无几。所以，当我冷不丁发现灌木深处盛开着一丛五星草时，便想也没想，拔开荆棘走了过去。
后面的一幕，你肯定猜不到，当我走到灌木深处时，我愣愣地看见，一对青年男女，正半躺在花丛旁，那男的正捧着女孩的脸，热切地亲吻着，而那女孩，则紧紧蜷曲着，发出低低的呻吟。那男的，我知道叫林博，是我爸手下的技术员。而那女孩，化成灰我也认得出，居然是我朝昔相处的大姐！
他俩无疑也觉察到我了。与大姐四目相对之际，我发现她比我还要惊慌。我没有说什么，高一脚低一脚去离去了。天快黑的时候，我大姐也回来了，她看到我，脸一下子就红了，像红色的苹果。此后，尽管我对这件事一直缄口不言，但大姐在我面前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不再敢轻易对我发号施令。1981年春天的那段日子，过了好些天，有时冷不丁看见我，大姐的脸上还会飞起两抹羞羞的浅红，简直让我觉得好笑极了。
但那段日子，无疑也是大姐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她常常独自坐在窗前，迷蒙的眼神雾一般漫过窗外旷野上新修的铁路线，眺望着铁路工地上筑路的人群，因为那里有她那个年轻的技术员。尽管很远，她看不清他，而他也肯定看不到她，但她依然很快乐。爸妈要上班，二哥三哥五哥都是坐不住的人，而四姐那时还在老家，因此，我们家的小屋，通常总是静静的，只有我和大姐呆在屋里，一句话不说，各发各的呆。
我从小就是一个爱发呆的孩子。可那段时间，大姐比我还爱发呆。她在想着什么人，或者她在想什么事，她那白皙修长的手指，总是轻轻地敲打着窗棂，发出雨打芭蕉般的轻响。那时，我还小，我可以感觉到大姐很快乐，那是她一生中少有的快乐，但我并不完全弄得明白，她为什么会那么快乐。但到后来我也爱上了一个人，爱上了一个妖精，爱上了苏荔儿，我才深深理解了我大姐在81年的那种幸福感受，然而，明白这些以后，却反而更令我心痛——大姐的确太可怜了，她那与生俱来的不幸是那么深，以至于81年她生命中那短暂的快乐，也仿佛只是为了反衬出她更大的不幸。
我早说过，我大姐的不幸与她的美丽一样，是与生俱来的。这种在医学上称之为“先天性心脏病”的疾病，在80年代初的中国大陆，还没有解救办法。你可以想象得出我大姐为什么总是那么忧郁了。你可以想象，一个人从懂事起，便知道自己注定活不过二十五六岁的那种绝望和无奈。你也可以想象得出，林博的爱情，对我大姐是多么重要。他之于她，仿佛就是一个溺水的人抓到的一个漂浮的木头。
然而，那个木头却漂走了。“那个狼心狗肺的家伙却负了她！”1991年除夕，我母亲悲伤地对听得目瞪口呆的四姐说，“那时你还在老家，你没看到林博那家伙多么薄情，连你大姐那样可怜的人他也忍心伤害，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我们能放心让你嫁给他吗？”
虽然我无意中目睹了大姐和林博幽会，但对大姐和林博的关系了解最深的其实并不是我，而是我的母亲。早在1980年秋，林博刚从西南交大毕业分配到我们工程队时，我母亲就注意到了他。那时，林博是我父亲手下的一名实习生，没事常往我家跑。我母亲几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目睹了他和我大姐相恋的全过程。母亲一直以为，这对年轻人迟早会顺理成章地结婚，我大姐肯定也是这么想的。81年春节过后，母亲甚至悄悄为大姐准备起了嫁妆。然而，世事难料，一切变化得如此之快，仿佛一列火车，突然驶向相反的方向，越行越远……当然，我并不想简单地归咎于林博。记得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的扉页上写着：“在此人事剧变的时代，若将人类的行动加以观察，便可感到一种苦闷与无能的情操。什么事情都好似由于群众犯了一桩巨大的谬误，而这个群众却是大家都参加着的……”是的，有时侯我想，换了我是林博，在当时或许我也会做出他那样的取舍。
在我死去之后，对于活着的一切我反而看得更清楚了。我发现，即便一切是真的，但总有一些承诺会破灭的；即便一切是善的，但总有一些心灵会哭泣的；即便一切是美的，但总有一些丽质像刀光闪动，隐约中似乎看得见伤口如红色杜鹃开放……所有这些，都是苦难，都是艰难的取舍。
那个取舍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极其困难的。就在81年春天，铁道部决定从各基层工程单位，选拔五名年轻技术人材，到美国进修五年，专攻桥梁涵洞，硕士博士连读。也就是说，这五名幸运儿将公费在美利坚转悠五年，然后戴着一顶镀金的博士帽衣锦还乡。这无疑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几乎所有铁路工程系统的年轻大学毕业生都参加了考试。平时从不显山露水的林博，居然过关斩将被选了上去。这在1981年简直轰动了整个工程局，他成了全局的骄傲。林博临走前的那些天，我大姐陷入了从未有过的矛盾。善良的大姐一点也不想耽误心上人的前程，但她也明白自己或许根本就活不到林博回国的那一天。大姐总是一边替林博整理行装，一边默默垂泪。有一次，林博轻轻捧起我大姐的脸，女孩儿的脸像带雨梨花般楚楚可怜。林博心里一疼，“别想那么多”，他说，“五年一晃就会过去，我们一定会白头到老。”那一刻，女孩眨了眨晶莹的大眼睛，用力挤出一丝微笑。“我永远不会有白头的那一天的”，他听到她悠悠地说，“我只能陪你走一小程。”
林博要走的前夜，我大姐仿佛一下子老了10年。对那些幸福的健康人来说，这无非是一对情侣将一别多年。但对我大姐而言，这却无异于和心爱的人从此生离死别。母亲实在不忍心看下去，她悄悄走出家门，好一阵才回来。
回家后的母亲满脸喜色。她乐滋滋地向全家及左邻右舍宣布，过几天就给我大姐和林博办喜事。
“啊，他不走了？”我记得大姐一下子几乎跳了起来，“妈，你把我的病都告诉他了？”大姐有些嗔怪地瞧了母亲一眼，但那目光里分明又透出压抑不住的欣喜。
“我是把什么都跟他说了，老天对我女儿不公，我可不能让喜欢她的男人也对她不公！”母亲坦然而骄傲地说，“……我告诉他，我女儿等不了那么多年，她命苦……你如果真的爱她，就应该留下来，能多陪一分钟就多陪一分钟，这才是真正的男人……英国有个什么王子，为了爱情连江山都可以不要，你就不能为了你爱的人，牺牲一次出国的机会？”
“那他最后怎么说？”大姐问。
“他说，他爱你”，母亲胸有成竹地笑了笑，“放心，我不会看走眼的，他是个负责任的好小伙。我已经告诉他，早点让你们成亲。”
然而，母亲错了，而且错得很惨。第二天清晨，林博就悄然离开了工程队。他留给大姐的信只有短短两句话。第一句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有病为什么要骗我呢？”第二句是，“我不是爱德华王子，他拥有一切，缺的只是爱情，而我出身贫寒，除了爱情，便一无所有。”
工程队的会计老王头永远也忘不了1981年5月9日的那个傍晚。他记得，那时夕阳西下，晚霞像火一样燃得正旺，将红水河的水，映得更红了。当时，他正坐在红水河铁路大桥下钓鱼，他亲眼看见，我大姐平静地慢慢走到桥的中间。
“那漂亮的大闺女还冲我笑了笑哩”，老王头说，“她那样子，谁都看不出是要走绝路，要不，我早就喊住她了。”时隔多年，老王头还在为此后悔莫及。他说就在他即将钓起一条大鱼时，冷不丁看见，一团洁白的影子，从十多米高的桥上，轻飘飘地落到了红水河面。
“我最开始还想，莫非这世上还真有仙女？那一眨眼工夫，我简直没反应过来”，老王头自责地摇了摇头说，“等我弄明白了，她都漂过去好远了，你晓得，红水河水那么急，我又是个旱鸭子……”
其实，那个傍晚，我正和三哥在铁路桥下游两三里处的河岸上玩。我们朝河心扔小石子打水漂，这是一种成本低廉而又强身健体的运动，比现在的人打保龄球有意思多了。那时，残阳如血，在宽宽的河面上染出一道道诡异的橘黄色波光，我突然隐隐约约看见，有一团白色的什么，在波浪里时起时伏，顺流而去。那时，我压根也没有想到，那竟然会是我的大姐。我只是好奇地扯了扯三哥的衣角说：“三哥你快看。”可是等三哥看时，却什么也没看到。
我那美丽的大姐，就是这样，永远地漂离了我们身边，在我们都还浑然不觉的时候，她就那么静静地漂走了，并且永不归来。
小时候，我总觉得，大姐太脆弱了，现在我想，其实不是的。所谓人权，绝不应当仅仅是生存权，还应该有死亡权。既然我们认同生命有成长和爱的自由，甚至早已容忍了古往今来的所谓成功者们那不择手段地索取的自由，为什么却不能承认一个人选择死亡的自由呢？难道浑浑噩噩地虚度年华反而更值得推崇吗？难道活着却给家人和朋友增添无尽的麻烦反而是一种仁慈？既然迟早都要让亲人心痛，既然白发人送黑发人已是一个注定的结局，那么，为什么不能让大家都早点解脱呢？
我想，我后来之所以也会选择死亡，肯定是受到了我大姐的影响。
我们家族一直有主动寻求死亡的遗传
作者：雷立刚
实际上在我们家族一直有主动寻求死亡的遗传。我爷爷是在和日本鬼子打仗的时候英勇就义的。他是故乡百十里地最高大健壮的男人，曾因将一头发了疯四处撞人的大水牛按倒在地而名扬乡里。
我1米87的三哥与爷爷最为神似，一样的粗犷，一样的孔武有力；而我二哥五哥则都是一介书生，面孔白净，彬彬有礼，但他们无疑也继承了爷爷的身高优势，多少也有个1米81左右；至于我大姐和四姐，都在1米70上下；独独我却莫名其妙地只长到1米69，便停止了纵向发展。如果不是我的脸证明了身份，简直连我妈都要怀疑，她是不是真的生了我这么个孩子。
念大学后，偶尔翻到一本遗传学读物，说是一个家族中，如果好几个后代都在某方面遗传得特别充分，那么，极有可能，在那方面，某个后代会遗传得特别不充分，即发生变异。看来，我就是我们家族里在身高方面发生了变异的倒霉鬼。我估计，那几个情种，在胚胎时期，不经我允许，便把本来属于我的那一截身高份额，给瓜分殆尽了。不过，话说回来，我父母本来就没打算生我，纯属偶然我才打破计划来到这个人世，老天能挤出169厘米的配额给我，已经是够仁慈的了。
所以，我本应知足常乐，不该发什么牢骚。但是，身高毕竟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阴影，它使我在最美好的青春花季里，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一直深感遗憾。据说，近来，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人们的审美越来越多元，对于个性以及内在素质愈加看重，身高已不那么让人在意了。但在漫长的80年代乃至90年代前期，刚刚脱贫的大陆人民，惊魂甫定，虽然不必再为饥饿发愁，却也还没来得及学会像贵族一样把目光放到人的内涵上。结果，十亿人民尤其是其中的年轻女人，爆发了空前的“身高饥渴症”，在找对象这档子事儿上，身高几乎成为了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甚至一度出笼了“1米70以下的男子都是三等残废论”，这条比高考分数线还要铁的硬杠杠，活生生把我以1厘米之差，打入了“残障人士”的行列。你说，运气是不是够背的？
但是，我二哥却认为，我是全家最幸运的人。
不是开玩笑，我二哥真是这么认为的。
“我真羡慕你！”这是二哥走出监狱时，握住我的手，说的第一句话。
我的目光定格在二哥手上。那无疑是一双饱经狱中体力劳动蹂躏的手，有一种发霉的气息，正从指间的缝隙里散出，即便在盛夏流动的暑气中，依然顽强地逼近你的嗅觉神经。
监狱的高墙外，是一丛丛如火如荼的美人蕉，在亚热带的炎炎烈日下，肆意生长。这时侯，监狱的铁门砰然紧闭，在那沉闷的金属撞击声中，一只蛰伏于蕉丛深处的灰黑色小鸟，突然榴弹般射向空中细如蛛网的电线，发出尖细的锐响。那一刻我陡然醒悟，外貌太好，对于女人固然意味着更多的劫难，对于男人，也同样未必是一件幸运的事。
我二哥的手，原本绝非如此。1983年，他的手和他的人一样修长白皙。那年，他20岁，正在南宁市最好的重点中学念高三。
1983年，柳州境内的铁路完全竣工了，我们整个工程队已经由广西柳州迁到了南宁，与其他一些工程队合并，加入了修筑南宁至防城铁路的大军。合并后的工程队驻在南宁市郊的沙亭一带，职工子女都在沙亭上学。我插班到沙亭小学四年级(一)班的第一天，就注意到了班上一个眼睛大大的小姑娘。她的羊角小辫一翘一翘地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又过两天，我欣喜地发现她也是新工程队的家属，每天放学都要和我走同一条小路。10岁的我，鼓足勇气上前搭讪，还好，她没有不理我，没过多久，我和这个叫苏荔儿的小女孩成了朋友，经常结伴回家。一次，妈妈正在家里给我擦澡，苏荔儿突然一边喊着“小泊、小泊”，一边兴冲冲地闯了进来。我站在澡盆里，光溜溜的身子无疑令苏荔儿措手不及。她呆呆地羞红着脸，半天才反应过来，撒腿跑了出去。后来我想，可能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喜欢上了这个露珠般纯净的女孩。尽管，那时我和她都还不到11岁。
所以我常常想，我的恋爱也开始得太早了一些，并且最后也延续得太漫长了一些，一直延伸到我死去为止。看来，我们几姐弟的爱情，都有些怪异吧，又或者是，我们的爱情里都出现了一个妖精？我现在要告诉你关于妖精的秘密。所谓妖精，其实就是不该出现却又偏偏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对我来说，是苏荔儿，对我二哥来说，则是苏荔儿的母亲。
所以说，有些命中注定要出现的妖精，躲都躲不掉的。按说我二哥其实很少回工程队来，他念书的学校在市内，二哥住校，每星期只在周六下午才回沙亭。
那时候的沙亭，还很乱很脏，是个郊区的居民聚居点。它距离南宁市中心近10公里，街道很窄，充斥着亚热带的腥味儿，阳光晃得眼睛发昏。那时候，沙亭附近正在修一个火车编组站，到处是民工，白天，他们被固定在脚手架上和工棚里。脚手架像水泥丛林里的藤本植物，他们像那植物上小小的触须，而工棚则像张着嘴死了的鱼，他们像死鱼嘴里进进出出的蚂蚁。只要监工的不在，他们就在藤本植物和死鱼之间兴高采烈地打闹，他们也说黄色笑话，本能地看女人，他们凑着工地的水龙头喝凉水，拿一张帕子，擦脸，擦背，擦腋窝，再擦脸，于是他们的脸上终日有腋窝的气息。他们其实很善良，所以他们虽然令城市凌乱，但不会增添太多麻烦。惹麻烦的是那些无聊的城市青年，街角在任何一个时候总有待业青年在打桌球。那些待业青年脚蹬一双“人字拖鞋”，脚指甲漆黑，让整个街角弥漫着脚气的味道。他们还喜欢斗殴，喜欢酗酒，喜欢流里流气地挑逗女人。我二哥和他们不一样，他在市内的重点中学南宁市三中读书，我二哥清清爽爽，他在我的幼年记忆中像一缕清风，是我崇拜的对象，也是我父母引以为荣的骄傲。我曾经一直以为，我们家将因二哥而荣耀起来。
虽然学业很紧，但二哥周末总还是要回来改善一下生活的。几乎每次，二哥都要带几份借来的复习资料，到我父母单位的打字室去复印。那时，都是一周六天工作制，办公室总要到周六下班时才关门，而我二哥，则总是在关门前大约半个钟头，匆匆赶进打字室。二哥沉默寡言，学习用功又很老实，因此，谁也没想到，这个腼腆的大男孩，会对打字员刘姨一往情深。
刘姨就是苏荔儿的妈妈。她是我记忆中最优雅而又最具成熟风韵的女人。从1983年起，当我和苏荔儿成了两小无猜的好友之后，我几乎每天都泡在苏荔儿家玩。刘姨没有儿子，很喜欢我，差不多把我当成了她家里的一员。
在她们家，我一般不常见到苏荔儿的父亲。他是一个满脸严肃的山东大汉，我们工程队的领导，经常在外面跑。就十多岁的我看来，他俩的感情应该是不错的。刘姨每次送丈夫出门之前，都要亲一下丈夫的下巴，一点也不怕我和苏荔儿看见。有一次，苏荔儿学着样儿亲了亲我光溜溜的下巴，刘姨在旁边笑了起来，说：“小泊，你真好福气，能让我们荔儿喜欢可不容易。”我和苏荔儿也跟着傻笑。刘姨乐呵呵地看着我们，突然，她似乎想起了什么，对我说：“你笑的时候，和你二哥一样，特别像我以前的一个朋友……”
“朋友？……”我和苏荔儿好奇起来。
“哦……朋友，就是说……熟人……”
“我二哥也像他？”
“只是有一点像，”刘姨稍微有一点不耐烦，说，“那人比你们大多了，你们都还是孩子。”
刘姨第一次看到我二哥，是在1983年春季的一个下午。在打字机“嘀嘀”的声音中，她听到一个男孩子低低地问：“我可以在这儿复印几页资料吗？”刘姨抬起头，她看到一个瘦高的英俊少年，正羞涩地站在跟前。
那一瞬，刘姨心头猛地一怔——这男孩太像一个人，一个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人了！尤其是面容，简直就像比着相片复印的一般。
但是，很显然，他不可能是他。刘姨在心底不禁暗暗责备自己，“这么多年了，怎么还那么放不下那个人！”她缓了缓神，平静地问：“你是我们单位职工的孩子吗？怎么以前没见过？”
“哦……我们家，才搬来……”二哥有点诚惶诚恐。
刘姨笑了笑，说：“是职工家属，那就去印吧。喔……对了，你会用复印机吗？”
“不会。”二哥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其实，没什么可不好意思的，但他就是不好意思。
“我帮你吧。”刘姨看着少年窘迫的样子，又笑了。她站起身，走到复印机前，说：“很简单的，你要学会，下次就可以自己印了。”
我二哥也是在那里第一次看到刘姨。这个美丽的女人，当时正端坐在打字机前，细长的手指如同白蝴蝶一样，在阳光下的键盘上起舞。仅仅是第一眼，20岁的二哥就凭着情种特有的痴迷，不论年龄、不论条件、不论可行与否，一头扎进了他自己给自己编织的情网。而那打字室里的短短十几分钟，也便从此成为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所以说，从少年维特到徐志摩，从贾宝玉到我二哥，古往今来全天下所有的情种，都一样自找苦吃，一样可怜。
二哥是个可怜人。
未完待续 |
|
闽公网安备35020302032614号 )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04-12-1 21:25:55
提升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千斤顶
显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