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老鼠开会”说中国的择校问题！

87-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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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谁来担当给猫挂铃铛

　　记得有一则“老鼠开会”的寓言故事。传说一群老鼠为了防备猫的袭击，开会商量对付天敌的对策。一只聪明的小老鼠建议：“给猫脖子挂上一只铃铛，猫一过来就会听到铃声，我们马上就跑。”乍一听，这一建议真的是妙不可言，立即博得了老鼠们的热烈掌声。但一只年长的老鼠问道：“谁来担当给猫挂铃铛的重任呢？”遗憾的是，我们在开会研究择校问题时，常常也会产生类似这样看似正确实则不可能实现的创意。
　　更遗憾的是，有人总能找到“老鼠开会”一事无成的永恒原因。因为，这是一群来自中国的老鼠。
　　二、乐于缘木求鱼
　　教育均衡化与就近入学谁先谁后？本来是不难判断的。因为只有在学校办学质量相对均衡后，实施就近入学政策才是合情合理的。这也是被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教育实践所反复证明的事实。然而，我国实施就近入学政策却是在教育发展极不均衡的背景下开始的。其貌似正确的基本假设是，通过就近入学缩小生源差距，从而实现区域内学校办学质量均衡发展。问题是，在学校发展极不均衡的条件下，就近入学不可能成为解决教育均衡化的灵丹妙药。因为就近入学尽管缩小了学校之间生源差异，但从儿童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小学生和初中生的智力和非智力因素均远未定型，可塑性较强，真正决定学校办学质量的主要因素依然是学校管理和教师素质。所以，试图依靠实施就近入学政策来实现教育均衡化，无疑是舍本求末，缘木求鱼。
　　其实，教育均衡化的根本症结并不在教育本身，而在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与体制。况且，在重心明显偏低的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管理体制下，继续强制实施就近入学政策，其可能的后果不外两种：一是因政策执行有力将实现以办学质量全面降低为代价的教育均衡化，二是因政策执行不力将进一步加速扩大学校之间的办学差距。这其实已经不是预言，而是不幸被言中的事实。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北京等不少地方政府通过重视流动儿童受教育好权利，已经意识到以户籍配置教育资源强制就近入学所存在的不方便和不公平问题，并相应降低入学费用，实际上已经变相承认择校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
　　三、善于寻找借口
　　当前，发达国家对择校问题的认识呈多元发展，善于从教育经济学、教育法学、教育社会学等多学科、多视角分析择校利弊，前瞻性研究多，而且十分注重国际间的实证性比较研究，善于在实现公平、发展教育等方面寻找解决问题的共同支点，并及时参考和借鉴国外先进的实践和经验。而我们对择校问题的认识视角还是比较单一的，不少研究成果致力于政策的诠释及辩护，许多媒体报导着力于现象的描述及归纳，当然大多是单一的针对择校现象的批评：如违背了就近入学政策，影响了教学质量，损害了教育声誉，助长了“应试教育”，加剧了校际差距，带来了不正之风，助长了社会腐败，加重了家长的负担，扰乱了社会秩序，有悖于教育公平，造成了新的教育机会不均等。但是，我们似乎从来不敢责问政策法规本身是否合情合理。而且我们对国外择校问题的研究较少，往往是评介多借鉴少，过分强调我国国情不同，习惯于证明国外择校实践与经验不能照搬。中国特色往往成了我们拒绝借鉴的最好借口，甚至成了袒护不合理不公平现象的最好托词。
　　当前，政府强化义务教育就近入学要求，严禁公立学校招收择校生的政策取向，无不是建立在政府拥有能够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化的信心之上。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我们如何设计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优质教育机会的制度。不幸的是，义务教育阶段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化的目标及对其的坚定信心实际上已经逐渐成为画饼，进而成了制度创新、改良相关公共政策的绊脚石。
　　谁敢说这是谁的错呢？只能说，我们到了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择校制度的时候了。
　　解决办法：择校困局开始破冰解决问题关键在政府四、择校是过街老鼠吗？
　　择校作为公民选择教育场所的个人行为，在我国长期为国家政策抵制和新闻舆论批评。然而，被我们视为过街老鼠的择校，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却是深受公众喜爱的米老鼠。
　　中国：择校是过街老鼠。在中国，择校长期处于自发状态。
　　以温州为例，鹿城区一所名校的老师在家访时发现，15位学生家的门牌号码竟然是学校附近的同一个厕所。原来，家长们为了择校费尽苦心把户籍转到了名校附近。为了弥补政策漏洞，鹿城区于1998年开始将原来按户籍所在地就近入学，改为以鹿城区户籍为前提按房产所在地就近入学。但就近入学政策开始被择校的家长所怀疑：为每个适龄儿童提供义务教育是国家的义务，保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是家长的义务，但家长既有接受国家给予的就近入学权利，难道就没有不接受就近入学而选择其他学校接受教育的权利？而且人们随即发现，就近入学本身就是择校行为，只不过直接的实施主体是政府而不是个人。从原来的转移户籍所在地改为今天的转移房产所在地，人们依然可以借助就近入学政策实现择校。变以户籍择校为以房产择校，在引发名校附近购房热的同时，其进步意义在于实现了从以权力择校为主到以金钱择校为主的转变。
　　目前，越来越多的择校行为，已经成为弥漫全国的“择校热”。但因择校违反现行的就近入学政策，并表现为以分数择校、以权力择校、以金钱择校等不正常现象，并不为政府和舆论所认可。择校作为源于个人的自发行为，竟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其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批评学校非均衡发展，学校之间办学水平相差过大；二是指责家长观念陈旧，认为只有子女上好学校才能成为人才，考上大学才是成功；三是质疑政府对就近入学政策执行不力。
　　西方：择校是米老鼠在西方，择校是市场导向的结果。
　　以美国为例，就近入学作为公立学校的入学政策首先被责难：不管学校差异的客观存在，强制就近入学是否公平？限制择校使得公立学校缺乏竞争，还要不要办学质量？为了实现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美国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公立中小学改革中提倡学生择校，鼓励学校竞争。从允许学生在学区内择校，到允许学生跨学区择校；从教育经费以“教育券”形式随学生择校划拨到学校，到克林顿政府支持越来越多的公立学校改制作为供学生和家长择校的“特许学校”。美国在教育领域以新自由主义代替传统的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率先打破就近入学制度，把教育选择权交还给学生及家长，试图将公立教育体制和管理方式从政治行政模式转化为经济市场模式，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自由平等的择校权利。
　　目前，由学生及家长选择学校，让学校处于吸引生源的紧张竞争状态，以促使学校提高教育质量，还学生及家长以择校的自由，已经成为美、英、日、澳、俄等发达国家较为普遍的教育改革现象，并逐渐成为越来越多的已经普及教育的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改革新趋向。择校作为市场导向的必然结果，已成了西方人眼中人见人爱的米老鼠。
　　我们习惯于看到老鼠可恶，而西方人却善于发现它的可爱之处，并主动加以改造，这是中外择校的本质区别。因为，择校在国外是市场导向的必然结果，政府鼓励支持家长择校，是政府主动参与的一项教育制度改革。而择校在我国是一种个人的自发和自助行为，虽然于2002年开始不得不承认高中择校生的存在，并对择校生实行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的“三限”政策，但政府对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依然持否定态度。其实，无论中外，择校作为永恒的教育现象，已经发展成为一股任何力量都难以遏制的热潮。“择校热”作为人们对高质量教育需求不满足的集中反映，既是对就近入学政策的严峻挑战，也是教育普及发展过程出现的必然趋势。这是中外择校的共同特征。
　　六、禁止择校的皇帝新装
　　在义务教育阶段要求适龄公民就近入学，严禁公立学校招收择校生，其本义是限制以经济和政治权力寻求优质教育资源，维护社会公正。但作为公共政策，目标的合理性不仅应包括价值取向的合理性，也应包括实现目标的可行性。
　　就近入学的乌托邦
　　禁止择校、就近入学作为义务教育政策，其最终目标是让所有适龄学生都能就近享受同等优质的教育，即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化。在这里，政府一要提供充足的受教育机会，二要提供相应充足的优质教育资源。今天，第一个目标已于2000年底宣告全国基本普及义务教育而得以实现，但是第二个目标却难以单纯依靠政府自身努力而实现。因为优质学校的形成不仅需要经费和师资，更需要引入竞争激励机制。问题是，允许竞争必然导致区域内学校办学质量呈现正态分布。如果为了实现教育资源均衡化而取消学校之间竞争，也许在短期里可以缩小校际差异，但长此以往必然导致学校低效率和教学质量下降。可见，教育资源均衡化与优质学校的形成之间存在着悖论。这决定了通过实施禁止择校、就近入学政策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化，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
　　为了实现教育均衡化和维护教育公平，北京、杭州等许多地方政府近十几年为薄弱学校注入了更多的资金，并为落实就近入学政策强行推进“电脑派位”等措施，但是，不仅收效甚微，而且在不少地方反而成了薄弱学校的保护伞。最近，有人还提出了义务教育阶段名校应当倒下的观点，甚至出现了要求学校将择校生情况报当地纠风办备案的呼声。这表明，我们目前解决择校问题的主要措施依然局限在缩小校际差距和加强政策监管两个方面，基本上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就事论事，而较少涉及对禁止择校、就近入学政策本身的适切性研究。
　　不过，近年来北京市宣武区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自觉取消电脑派位并允许学生择校，这会是大家喜欢的米老鼠，还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我们将拭目以待。
　　被迫择校的开档裤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不可能完全认同政府强化禁止择校、就近入学政策背后的良苦用心。当公民不能够从就近入学政策下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时，他们可能选择如迁移户籍所在地、购买房产等其他行动来实现，有时甚至不惜违反政策。政府试图通过构筑一道“禁止择校”的行政大坝来阻挡公民的“择校热潮”，无疑表现出了一种来自权力的强制与自负。
　　钱钟书曾在《围城》中指出，过去不让受教育，现在只让接受某种教育。所以，禁止择校、就近入学政策，其实只是一种法律形式上的平等，入学机会上的平等，而决不是事实上的平等。因为，公共政策设计的重要前提是承认大部分社会成员是社会理性人。而社会理性一般意义就是指一种趋利避害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当政策不能被公民全部认同时，就需要在政策设计时充分考虑到不同社会成员的利益追求。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入学过程中的诸多失范现象，无不与公共政策制定时的失察和实施时的强制有很大关系。在禁止择校政策背后，暴露出了公民利益追求可以正当被表达的一系列公平竞争规则的缺失。所以，说禁止择校是为了体现教育公平，完全是一件皇帝的新装。
　　遗憾的是，在有的人眼里，宁可相信被迫就近入学是公平的，也不愿相信择校是实现公平的必经途径：不是指责自愿择校政策不允许，就是批评被迫择校不公平。其实，把让每一所学校都拥有相等的教育资源和相同的评估标准作为实现教育公平的途径和口号，无非是一件“患均不患寡”的中国式开裆裤。更遗憾的是，由于平均拥有令人迷惑的色彩，有的人竟然错得浑然不知。
　　事实上，择校本身并没有错，谁不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名校读书？问题是，政府为人们特别是弱势群体提供充足的择校机会了吗？我们有勇气把不合情不合理的变为不合法吗？我们有能力把合情合理的变为合法吗？
　　  来源：搜狐教育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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