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采访深圳乞讨老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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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68周年的纪念日，深圳市荔枝公园出现一位自称是抗战老兵的乞讨老人。他到底是谁？有些什么经历？为什么来此行乞？带着这些疑问，在7月17日下午，我和冰露儿、红兴、大刀走进了他的生活。
一、
因为事先与老人的儿子廖闾达先生通过电话，我们很顺利地找到了他的住处。一个四房的套间，住了四户人家，廖先生所租赁的仅仅是一个带阳台的单房。经过介绍，我们知道他在华强北打工，做电子产品销售，月收入千元左右。房间不大，一张床就占了一半；墙上贴了许多廖先生儿子与女儿的奖状。走上阳台，才发现不大的阳台也摆了一张床，只留下阳台门口这一点转身的空间。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应该是那台旧电脑，而主机也已拿去修理了。
二、
老人是廖先生的父亲，名叫廖云端，出生于1920年，现在已是85岁高龄了。看样子年轻时应该是个魁梧的人，照相时一直说要站着照，“人老了，坐下来背就驼了。”老人始终保持着军人的硬挺。他精神还不错，只是年纪大了，又因为前一阵手术后伤口没有愈合，显得有些虚弱。老人的耳朵在战场上被炮火震聋了，大部分时间都只是安静地坐着，面带微笑。他的儿子时而在他耳边大声地重复我们的提问，时而用普通话给我们翻译介绍。
三、
老人来自四川省大竹县清水镇明光村六组，1937年参军。“当时村里参军的一共有九十多人，就我一个是自愿的，还戴红花，很多人都来送。其他的都不肯当兵，都是用绳子绑着送走的。”说起参军的经历，老人还一脸的自豪。他告诉我们，当年与他一起上前线的，只剩下两个人活着回乡；当年送他们去参军的，现在还有一位乡亲健在。
老人参军后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五军，驻守湖北老河口。当时内地战争尚未全面展开，到1940年，他被重新编入中国青年远征军第二军预备二师三团三营二连，担任排长。此时，廖云端才真正走上抗日的道路。
四、
在老河口驻守一年多，廖云端随部队顺长江岸边的栈道奔赴四川万县（现在的重庆万县），然后转道重庆，又驻守了一年多。据老人说，他们从重庆乘飞机去云南，在重庆的白石驿机场休息了五天，见到了许多来来往往的兄弟部队。上飞机时每个人都卸了枪，只穿着汗衫和短裤，每人还发了一个面包、一包饼干和一包牛肉，就这样飞到了云南的乌家坝机场。然后从云南又马不停蹄赶赴缅甸的密支那（说到这里老人的记忆可能有点混乱，把密支那说成了在印度），在那里由美军开始训练他们。用美式的装备、美式的训练方式训练了三个月，身上穿的是罗斯福牌的军装、呢子大衣、皮鞋，背高级背包，扛303步枪，还有“话筒式”机关枪。
这时候，老人的儿子廖先生拿出一本2005年6月25日的《凤凰周刊》，里面有篇文章也提到了青年远征军第二军的战斗经历。文中一个小小的事例，当地村民后来挖地挖出许多骨骸，认为穿草鞋的是远征军，穿皮鞋的是日军。廖先生据父亲的回忆，当时远征军排长以上的军官也是穿皮鞋的；而且，在战争中缴获敌人的物资，一些士兵也有穿皮鞋的。
五、
1943年，在缅甸训练完毕后，廖云端随部队一共两万人奔赴云南保山。他特意提到了强渡怒江，告诉我们怒江上有三座桥，上面的叫会仙桥（音），他们就是从这里过去的；中间的叫会通桥（音），是最大的，可以通汽车；下面还有个会仁桥（音）。三座桥都是铁索桥，两旁有铁链，下面铺着木板。
过了怒江（这里并没有发生大的战斗），就听说前面20公里就有敌人，其实走了不到10公里就遇到了日军。在高黎贡山的半山腰，一个叫红木树（音）的地方展开了激战，打了三天三夜远征军才攻上了山头，双方各伤亡几千人。日军向后撤退，来不及掩埋战友的尸体，他们也跟着翻山追击。追了20多公里，到了滕冲城的北门外，一个叫来风山的地方，战斗又一次打了起来。老人说，来风山没有树，全是草和低矮的灌木，是一处易守难攻的地方。在这里打了四天四夜，白天根本没办法进攻，直到后来美军帮忙，趁黑夜用飞机在山上洒上“电粉”，第二天再投上燃烧弹，把守在山头的两三千日军全都烧死了。
老人提到，因为来风山山坡比较陡，远征军开始想从山脚下挖地道上去然后在地道里埋上炸药，结果被日军发现，牺牲了许多战士。“不值啊，他们死得不值啊！”老人一直这样叹息。廖先生告诉我们，老人说得最多的就是为战场上牺牲的战友不值。
我问老人在战场上杀了多少日军，他通过廖先生告诉我们，杀肯定杀过，但没法统计，大家一起往前冲，身边的战友死还是伤，不知道；对面有没有打中敌人，不知道。自己没有倒下，就是最大的幸运了，还是要往前冲的。
六、
在来风山打完，战斗也没有结束。滕冲城里还有几百残敌，汇合其他地方的，加起来也有四五千人。于是远征军又从松山打到离龙陵县四公里的芒市。老人介绍，芒市左边是孟尜（音），右边是三台山，而他就在孟尜打仗并负了伤。“都是弹片，破的弹片削的。”老人的左手中指短了一截，歪歪曲曲的；左眼眼角也留下了明显的伤疤。“耳朵也是这时震聋的。”这一仗下来，老人所在的连只剩下两个人了，重新补充了兵力。
这样一直打到了缅甸的八莫、腊戌。那时苟延残喘的几百日军终于投降。这时已是1943年的年底，天气渐渐冷了下来。在一个叫黑山门（音）的地方，趁着暂时的和平，远征军举行了规模比较大的追悼会，一共有两万多名死难者，既有远征军战士，也有美军盟友，还有一部分日军。当时投降的三四百日军也参加了这个追悼会。
从这以后，廖云端一直在保山驻防，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全面结束。1945年8月20日，他由云南经缅甸仰光乘船到越南的海防接收日军的投降；10月，乘火车由滇越铁路回国；12月，退伍回到四川大竹县老家。
七、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廖云端“光荣”退伍回到家乡。“没办法，在战场上兵都死光了，不能再裁兵了，只好裁‘官’。”当我问起为什么不继续留在部队，老人如是回答。“人家有文化的可以留下来深造，我是个大老粗，领了70万法币就回来了。”70万法币，相当于现在人民币700元，在当时也不是一笔小数目。靠着这笔钱，廖云端成了家，在村里开了一家纸马店（经营香烛纸钱冥具的）。这期间，法币被要求兑换关金券、金圆券、银圆券，钱越来越不值钱。“上午还可以买一口猪的钱，下午连只小鸡都买不到了。”这些困难一一都挺了过来，平静的生活一直到了文化大革命。因为曾加入过国民党，当过国民党的军官，廖云端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之后成了“历史反革命”，最后又定性为“坏分子”。“都过去了，那个时候，连国家主席刘少奇，还有贺龙元帅，他们都被打倒了。他们的功劳比我大多了吧！没什么好计较的。”老人的语言十分平静。廖先生告诉我们，在他们村里，四十岁以上的（也就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叫他都叫外号“廖军官”，仅仅因为他当过排长这样的下级军官。还有，所有了参军的记录，包括“中正字23701”号党证、伤票、军官委任状，还有战争中的一些相片、立功纪念章，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偷偷销毁，就是给红卫兵们抄家抄走了，什么都没有留下来。
1980年，廖云端头上的“帽子”被摘了下来，日子好过一些了，但城里的有工资补发，有补贴，他们在农村的，摘了“帽子”就已是天大的感激，还敢奢求什么呢？
八、
老人膝下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女儿都已五六十岁了，在家乡由儿女养着。1999年，老人切除了前列腺，之后一直排尿困难。今年5月经过检查发现是膀胱结石，在深圳的儿子廖闾达先生到某大医院咨询，得知可以用激光碎石法不用开刀进行治疗，于是把老人接到深圳。结果在此医院仍旧是通过开刀进行手术，一共花费8500多元，而且还查出又有前列腺增生。“早知道在家里做只要4000多元的。”廖先生无奈地说。因为缺钱，虽然医生建议切除前列腺，但这个手术就没有做了。
在取出鸭蛋大的一块结石后，2005年6月18日老人出了院，小腹上的伤口却一直没有愈合，不得不天天去换药。还有前列腺没有切除，老人的痛苦依旧得不到解决。然而，所有的医药费大概也就是两万元钱。
请求医院减免医药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捉襟见肘的家庭里，万般无奈之下，廖先生只好让父亲到外面去乞讨，以求得社会的帮助。“可是城管不让啊，这边撵到那边，那边推到这边，最后要他去小区里。小区里进得去吗？！”廖先生有点激动，“像他这样的抗战老兵，全国最多也就一万人了，每个月发那么三五百块钱也行啊，也算是一个纪念，一种照顾哪。”
可是，廖云端老人身在农村，在那个至今还觉得国民党就是坏人的农村，这些福利的申请应该到哪去呢？
九、
一个抗日老战士，晚年生活竟然如此落拓，受意识形态影响几十年的社会，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了呢？《凤凰周刊》上曾提到一个事例，一个营的远征军驻守在山口，日军找到一个当地的村民带路抄到他们后面将他们包围后全部杀害。解放后肃反时审判这个村民，他说杀的全都是国民党的兵，于是就被无罪释放，后来还当上了生产队队长。现在已不是那个年代，各方面都已经开始肯定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发挥的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本来就是一场全民的战争。
我们没有怀疑廖云端老人经历的真实性。一个年事已高的农村老人，要他凭空说出这么多地名、战斗经历，想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说不出“位卑未敢忘忧国”之类的豪言壮语，却依稀用行动来见证了那段历史。
公正地看待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总会或多或少地受到一些政治、舆论、个人、他人等的影响。当历史想要真正得到还原时，却发现再难找到当时的人与事，只能这样抱憾下去。
十、
从老人家走出来，已经是傍晚了，天边有些晚霞。
大家心里都十分沉重。中华民族的脊梁，并非都是很伟大、很有名气的人物。在外侮来临时勇于挺身而出，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的人，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他们。赤县红土，神州山河，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关心它，热爱它，保护它。用血肉筑起来的长城，永远是最坚固的；但这些筑城的血肉，是一曲曲高亢的九歌，是一口口浓郁的烈酒，是一声声悲壮的号角，引起的是后人心灵的震撼。为了捍卫和平，他们迎向了战争，奉献了身体和生命，崇高和伟大这些名词并没有多少意义，他们自己就已经来彰显和见证了。
我们能做些什么？这个问号萦绕在我们的心头。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太单薄了，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宣传的力量，让大家都来尽一份力量。而且，正如保山宣传部的李义钦先生所言，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只能做三五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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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那个了，当地政府干什么去了。